1974，“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思想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中国外交获得新的活力和广阔的活动天地。 70年代前期，毛泽东对国际形势逐渐形成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估计。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阐述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他认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属于第一世界，苏美以外的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属于第三世界。 4月6日至16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10日，在会上全面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和中国的对外政策。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一思想对指导中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立和发展同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都发挥过重要作用。 70年代上半期是中国外交突破性大发展的时期，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我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础。
1975，大刀阔斧的整顿
1975年初，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后，邓小平在毛泽东、周恩来支持下，全面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整顿。 根据毛泽东要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邓小平明确、坚定地提出要进行整顿的指导思想。他强调：全国各个方面工作都要整顿。工业、农业、商业、财贸、文教、科技、军队都要整顿，核心是党的整顿，关键是领导班子。经过整顿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要搞好安定团结，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加强党的领导，发扬党的优良作风。他还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要求一定要搞好科学技术工作。 整顿铁路部门是邓小平在经济领域扭转混乱局面的突破口。党中央于1975年3月5日作出决定，着重解决铁路运输问题，并派出工作组，会同有关地方党委，对一些问题严重的路局进行重点整顿。工作组在一些单位坚决调整领导班子，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铁路的整顿，带动了整个工业首先是钢铁工业的整顿。经过几个月整顿，经济形势日益好转。 这期间，党中央在组织工作中采取一些重要举措，进一步落实干部政策，使被打倒的老干部尽快恢复工作。军队整顿在解决“肿、散、骄、奢、惰”，调整各大单位领导班子，落实干部政策等方面取得很大进展。文艺工作方面重新强调党的“双百”方针，解除对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特别是《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和《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是在工业、科技领域系统地提出纠正“左”倾错误、恢复和确立正确政策的重要文件，在一些问题上很有远见地提出了改革工业、科技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后来这两方面的改革作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经过全面整顿，形势明显好转。大部分地区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国民经济迅速回升。197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和大多数产品产量指标按照“四五”计划基本完成。
1976，十月的胜利
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后，“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活动，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10月6日晚，华国锋、叶剑英等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对“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10月14日，党中央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人们奔走相告，兴高采烈。 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秩序得以恢复，党和国家的工作开始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历史再一次证明，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纠正错误，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1977，高考制度恢复 教育领域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巨大的冲击，教育领域的拨乱反正也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和知识分子的强烈要求。 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充分听取与会同志意见后，讲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他指出，无论是从事科研工作的，还是从事教育工作的，都是劳动者。因此，要尊重劳动，尊重人才。 9月6日，邓小平就高校招生问题致信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提出“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一九七七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意见。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意见，正式决定从当年起，恢复高考，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办法。 1977年11月28日至12月25日，全国约有570多万年龄参差不齐的青年参加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高校共招收新生27.3万人（包括1978年第一季度增招的新生6.2万多人）。 1978年2月，被录取的新生意气风发地走进了大学校园。1978年上半年，又有610万考生参加考试。两届学生分别被称为77级、78级大学生。加上79级，统称为“新三届”。 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仅使大批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青年通过公平竞争获得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也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价值观和社会风尚重新在社会上形成，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大批人才开始得到有计划的培养。 197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间，党和国家工作有所前进，一些领域的拨乱反正已经开始，经济建设、社会各项事业和外交工作也有所恢复和发展。人们急切地期待着党和国家迅速摆脱困境，迈开大步前进。 1978年5月10日，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这篇文章，新华社向全国转发。文章鲜明地提出，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 这篇文章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激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这场深刻而广泛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思想先导。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全会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全会提出了改革开放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全会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这次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拉开，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而载入光辉史册。 1979，《告台湾同胞书》发表 实现祖国统一，始终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历来坚定不移，旗帜鲜明。 20世纪70年代后期，台湾问题被提上党和国家重要议事日程。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此后，党中央进一步从全局高度统筹考虑祖国统一问题。 1981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发表谈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1982年1月，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1983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六条方针。这六条方针，进一步充实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一国两制”构想最早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的，但首先被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回归祖国问题上，并取得成功。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的初步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构想既体现了实现祖国统一、维护国家主权的原则性，又充分考虑到香港、澳门等地的历史和现实，是推动祖国和平统一的创造性方针。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
联系我们 | 使用帮助 | 网站地图 主办单位：广东省信访局 版权所有：广东省信访局
网站标识码：4400000160 粤ICP备20060990号 电话：(020)96686686
(建议使用1024×768分辨率 IE8.0以上版本浏览器)
粤公网安备 4401040200220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