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尽快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内景。新华社图片
党的八大正确分析国内形势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明确提出党和全国人民在新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会宣布：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这些论述的核心观点，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党要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参加大会的代表在小组会上讨论大会的报告。新华社图片
党的八大坚持党中央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肯定“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即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计划生产、国家市场三者为主体，而以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三者作为补充。这是在理论上突破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尝试。大会提出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在我国建成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战略设想，为全国人民描绘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宏伟蓝图。
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制定的第一部党章。新党章根据执政党的特点，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新党章对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根本原则作出了许多新规定，要求“党必须采取有效的办法发扬党内民主”，同时强调“党的民主原则不能离开党的集中原则。党是以一切党员都要遵守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新党章在党员义务方面增加“维护党的团结，巩固党的统一”“对党忠诚老实”等内容。
1956年9月27日，大会胜利闭幕，毛泽东步出会场时，受到大会代表和工作人员们的热烈欢迎。新华社图片
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党的八大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大会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提出的许多新方针和新设想是富于创造精神的。这次会议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站在比较高的历史起点上，取得了初步成果，对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长远的重要意义。
党的八大以后，为解决社会主义改造中的遗留问题，中央按照“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方针调整经济关系，取得初步进展，并且产生一些搞活经济的新思路。同时，党对农业集体经济内部关系进行调整，以简政放权为内容的改革也逐步展开。
1957，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大的波折。这警示人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将难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难以进行。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冒进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领导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少数群众闹事等不稳定情况。面对这些复杂的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深入思考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新华社图片
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矛盾是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也充满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这一论断第一次科学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也为后来的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理论基础。
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前者需要用强制的、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后者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他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强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7年6月19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在报纸上发表。这是北京王府井邮局服务站在销售当日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图片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毛泽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1957年6月19日，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园内购买刊有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的《人民日报》。新华社图片
根据党的八大精神和党内外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央决定从整顿党的作风入手，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毛泽东后来指出，党希望通过整风，达到这样的目标：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广大干部群众包括许多有影响的党外人士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大量批评和建议。绝大多数意见比较中肯，富有建设性，对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益处。
然而，随着整风运动的开展，许多复杂情况出现了。极少数人乘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要求“轮流坐庄”，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这种异常现象引起党的警觉。6月，中央要求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进攻。
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反击，对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潮进行批判，是完全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于严重的估计，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大量思想认识问题当作政治问题，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这是党的历史上的一大教训，使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良好开端遭受挫折。
1958，“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1956年初，我国经济建设就已经出现急躁冒进倾向。随着1957年一些工厂、农村出现生产迅速增长的新气象，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党认为经济建设应该搞得更快一些。 在国际上，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11月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获得了崇高声誉，再加上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及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这些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巨大鼓舞。 关于经济建设要“加速”的思想，在强烈的赶超思想推动下，逐步转化为“大跃进”的实际行动。 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大跃进”的序幕。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 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从各方面开展起来。农业方面提出“以粮为纲”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两年达到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引发严重的浮夸风。工业方面提出“以钢为纲”口号，要求几年内提前实现15年钢产量赶超英国的目标，掀起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大跃进”的推行表明，党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中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它能够发动起来，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摆脱压迫之后求富求强的强烈渴望。从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短短几年之内一连串接踵而至的胜利，使人们相信中国富强的目标可能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实现。 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掀起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随后，全国农村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基本实现公社化。“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搞平均主义，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个人的财物和劳动力，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尽最大的努力把建设搞得快一点，以争取更多的主动，是当时全党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但是，由于党对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不足，由于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结果事与愿违。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领导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1959，建筑史上的奇迹 1958年9月，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北京兴建一批国庆工程。这些工程主要分布在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北京城内，主要目的是充分发挥首都功能，改变北京旧城的面貌。 工程启动时，距10周年国庆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当时北京市的建筑设计和施工能力来说，困难巨大。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都志在必得。广大设计者和建设者发挥了巨大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全国建筑界精英采用非常规的“三边”工作法（边设计、边备料、边施工）。这种方法现在当然不能使用了，但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对加速推进工程进展还是发挥了重要作用。周恩来提出“古今中外、皆为我用”的原则。在设计上，除了组织北京的34个设计单位之外，还邀请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30多位建筑专家，进京共同进行方案创作。建筑专家、教授、工人、市民都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人们对各项工程先后提出了400个方案，其中仅人民大会堂就提出了84个平面方案和189个立面方案，并结合工程对天安门广场提出了多种规划意见。 1959年9月14日，新中国当时最大的客运车站北京火车站建成。新华社图片 在一年时间里，广大建设者在无经验可凭借、无先例可依循的条件下，经过科学的组织管理，凭着冲天干劲，创造了建筑史上的奇迹。到1959年国庆节前，建筑工程最终落成。这十大建筑是：人民大会堂、中国历史博物馆与中国革命博物馆（两馆属同一建筑内，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民族文化宫、民族饭店、钓鱼台国宾馆、华侨大厦（已被拆除后重建）、北京火车站、全国农业展览馆和北京工人体育场。 1959年9月19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建成。新华社图片 除十大建筑外，还包括一系列市政建设项目：如天安门广场改造、长安街改建、崇文门车站道路、机场到市中心道路、热力煤气工程，涵盖了道路、广场、综合管道、桥梁、河湖、煤气、热力、电话等方面。 1959年9月24日，新中国最宏伟的建筑之一北京人民大会堂建成。新华社图片 通过诸多项目的建设，首都面貌，尤其是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焕然一新。在天安门广场的东西两侧，分别建起了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和历史博物馆等建筑物，不仅体现了新的“人民是主人”的规划思想，而且建筑面积超过了旧的皇宫建筑群。天安门广场的面积由11万平方米扩大到40万平方米。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从规模上、建筑艺术上，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和革新。原来广场上有众多纵横交错的电线网，在扩建过程中预埋了各种地下管线，使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找不到一根高架线，显得非常整齐美观。围绕广场改造的一系列市政建设使广场地区更加壮丽辉煌。北京的城市中心和重心，由历史上的皇宫转移到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成了首都的核心地带。 国庆10周年落成的这批建筑，使北京作为首都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得到了加强。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等建筑，在国家政治生活和对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他工程也对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十大建筑成了首都的重要象征，促进了首都功能的完善和发挥。十大建筑给年轻的共和国所留下的，远不止建筑物本身。 1960，气吞山河的石油大会战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石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国内消费的石油基本上靠从外国进口。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进行石油勘探开发。1955年，开始对东北松辽盆地进行地质勘查。1959年9月，在松辽盆地发现“大庆油田”。1960年2月，中央决定在黑龙江省的大庆地区进行石油勘探开发大会战。会战得到全国各方面的大力支援。
在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中，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油工人、科技人员和广大干部，以“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的英雄气概，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奋斗决心，以“对待事业，要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对待工作，要有严格的要求、严密的组织、严肃的态度、严明的纪律”“白天和黑天干工作一个样，坏天气和好天气干工作一个样，领导在不在场干工作一个样，有没有人检查干工作一个样”等“三老”“四严”“四个一样”的工作作风，吃大苦，耐大劳，为中国石油工业发展顽强拼搏，创造出辉煌业绩，再现出伟大的奉献精神，培养和锤炼了一支敢打硬仗、勇创一流的英雄队伍。
经过3年多的奋战，到1963年，中国高速度、高水平地探明和建设了一个年产600万吨原油的大油田。到1965年底，中国实现了国内消费原油和石油产品的全部自给。其中，大庆油田提供的高产原油，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1964年，党中央和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号召。大庆经验的传播和推广，对振奋全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对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开发大庆油田过程中，培育了“爱国、创业、求实、奉献”的大庆精神，成为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1958年秋冬之间，党中央开始发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了不少乱子。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领导整顿人民公社，调整高指标，作了初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有所好转。 这期间，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主要包括：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必须利用价值规律为社会主义服务；要以“农、轻、重”为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综合平衡是整个经济工作的根本问题，国民经济应当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1961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要求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新华社图片 随后，党中央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这两件事为标志，“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 1961年5月4日，周恩来在河北省邯郸市武安县伯延人民公社进行农业调查。图为周恩来在伯延人民公社和社员肖书义谈话。新华社图片 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以及为准备这次全会而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号召全党恢复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作风。之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为系统解决农村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泽东于1961年3月主持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在条例起草和修订期间，全党的认识不断深化，开始逐步解决农民强烈反映的公共食堂等问题。 1961年4月8日，刘少奇到湖南省湘潭县许家垅（河东人民公社河塘大队长塘生产队）进行调查研究时和社员许庆云谈话。新华社图片 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工业领域调整围绕降低钢产量等指标和整顿企业秩序展开。1961年9月，中央作出《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强调必须当机立断，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指标降到确实可靠、留有余地的水平上。同时，中央发布试行《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对于恢复和建立企业正常生产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经济工作调整相配合，科学、教育、文化等领域也进行了调整。其中心内容是调整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健全必要的规章制度，以恢复正常秩序，保证各方面工作的顺利进行。为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积极性，1962年3月，周恩来在《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中，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发挥科学和科学家的作用，使知识分子受到很大鼓舞。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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