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人民企盼已久的新中国成立了，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同时，在党和人民面前，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困难，面临着很多严峻考验。
正当全国人民集中力量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时候，新中国又面临着外部侵略的威胁。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立即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危急关头，朝鲜劳动党和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支援。
敢不敢、能不能迎战世界上经济实力最雄厚、军事力量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对于成立仅一年、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如果出兵参战，能不能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使经济建设难以进行？中央政治局多次召开会议，全面估量国内外形势，既清醒地看到了面临的困难，又深入地分析了出兵作战的必要和可能，作出了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一道共同抗击侵略者。 新华社图片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建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19日，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
1952年，在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在炮火支援下，攻上537.7高地北山。 新华社图片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抗美援朝战争以伟大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中，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始终发扬祖国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而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精神，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畏艰难困苦、始终保持高昂士气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为了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的革命忠诚精神，为了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锻造了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1958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这是朝鲜人民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回国的场面。 新华社图片
志愿军将士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场环境，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他们说，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冲锋，顶着狂轰滥炸坚守阵地，以身躯作人梯，抱起炸药包、手握爆破筒冲入敌群，忍饥受冻绝不退缩，敢于“空中拼刺刀”。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他们中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集体，有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用胸膛堵住枪眼为战友冲锋开道的黄继光，有烈火烧身岿然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有跃入冰河以生命换得朝鲜少年安然无恙的罗盛教…他们用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被祖国人民称为“最可爱的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须永续传承、世代发扬。
在新中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中，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进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扫荡残敌。到1949年底，相继解放闽南地区和广东大部、广西、贵州、四川，和平解放云南、西康地区。在西北，新疆宣告和平解放后，入疆部队完成千里挺进边陲的壮举。1950年5月，海南岛解放。截至同年10月，经过一年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28万余人。
西藏是全国大陆最后一个待解放地区。近代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一直觊觎西藏，在西藏培植和扶持分裂势力。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少数分裂分子在帝国主义势力挑唆、策动下，企图将西藏从祖国大陆分离出去。党中央为此确定了绝不容许任何外国势力分割西藏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同西藏上层分裂势力进行了军事和政治紧密配合的斗争。
尽管党中央、毛泽东对西藏的和平解放倾注了大量心血，制定了一系列方针政策，但在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势力的怂恿支持之下，以达扎为首的噶厦当局利令智昏，关闭了和平谈判的大门，妄图用战刀来阻挡和平。他们调集藏军，布防于昌都以东金沙江一带和昌都附近地区，企图扼守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和平进藏。在此情况下，一场以打促和的仗非打不可了。
1950年10月6日，昌都战役全面拉开序幕。在周密的战略配合下，人民军队对昌都实施了大的迂回包围和正面攻击相结合的作战，一举解放昌都，争取了藏军第九代本（相当于团）起义，取得了昌都战役的全胜。
1951年5月23日签订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原本。新华社图片
昌都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并不以胜利者自居，仍然坚持和平解放西藏的一贯方针。1951年4月16日，西藏和谈代表阿沛·阿旺晋美一行到达重庆后，受到各界代表和群众的热烈欢迎。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在北京签署《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十七条协议）。10月，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西藏获得和平解放，粉碎了帝国主义及西藏少数分裂分子制造“西藏独立”的图谋，实现了祖国大陆的统一。
1951年9月，人民解放军入藏先遣部队抵达拉萨城郊。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河畔搭起了巨大的白色帐篷，设立了十里长亭，隆重热烈欢迎解放军入城。 新华社图片
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与藏民在布达拉宫前欢度新年。 新华社图片
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的新解放区，人民解放军展开大规模剿匪作战。到1951年上半年，各地清剿的股匪已逾百万，大陆上的匪患基本平息，有力地保护了人民安居乐业，基本安定了社会秩序。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地方各级人民政权迅速建立起来。到1951年，全国共成立29个省、1个民族自治区（内蒙古）、8个省级行政公署、13个直辖市人民政府，140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及2283个县人民政府。人民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真正得到人民拥护的、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行使权力的政权，为党在全国执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和组织基础。
1952，农民盼了几辈子的事实现了
新中国成立时，还有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尚未完成土地改革，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发展。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同时，从1950年冬到1952年底，党领导广大新解放区进行了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
解放区人民政府给翻身的农民颁发地照。新华社图片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它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提出保存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土地，限制没收地主财产范围等，以保护中农和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地改革阻力，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冀中农民举行拥护土地改革运动大会。新华社图片
到1952年底，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全国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无偿获得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3000万吨以上粮食的地租。
土地改革中湖南岳阳县策口乡农民烧毁旧地契。新华社图片
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农民盼了几辈子的事情终于实现了，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它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激发了广大农民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以及农村文化教育的发展，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在进行土地改革的同时，全国还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朝鲜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分子气焰更加嚣张，大肆散布谣言，进行种种破坏和捣乱活动，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妄图里应外合，颠覆人民政权。1950年，各地有近4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达7000多人。1950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决定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实行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展开。到1951年10月底，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
镇压反革命运动扫除了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反革命残余势力，基本上肃清了特务、地下军及会道门等反动组织，社会秩序获得前所未有的安定，有力地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
1953，“一化三改”“一体两翼”
1952年底，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顺利实现，党及时决定从1953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的主体是国家工业化。同时，我国社会生活中也出现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这样就把对国民经济实行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经过近一年的酝酿，形成和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这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这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其主体任务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分别是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体和两翼是不可分离的整体。
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起步，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和宣传，1953年，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计划、成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也迈开了步伐。
上海市举行郊区农业生产合作社代表会议。 新华社图片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际上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前就已启动。1951年9月，党中央制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1953年12月，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互助合作运动，就是在这两个决议的指导下稳步前进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初期主要是发展农业生产互助组。1953年9月以后，进入以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为主的阶段。由于1953年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出现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矛盾，引发粮食价格剧烈波动。经过反复权衡，1953年10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的决定，接着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1954年又实行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加快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在1955年7月后，农业合作化形成高潮。到1956年底，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
天津盛锡福帽厂公私合营挂上新招牌。新华社图片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在1953年底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从1954年起，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底，国务院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以解决公私之间的矛盾；按行业采取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的办法实行合营，加快了改造私营工业的步伐。到1956年底，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基本完成。
北京崇文区手工业者在加入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登记站里递交申请入社登记表。新华社图片
对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都经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地进行。国家坚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利。到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手工业合作化。
从1953年开始，经济建设工作有计划地在全国展开。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氛围。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对工业化的无限憧憬，激发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每一秒钟都为创造社会主义社会而劳动”——这种充满时代精神的号召，生动反映了工业化目标所激发的建设热情。新中国几乎每一天都在发生改变。工业建设战线喜报频传。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基础工业部门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和不合理布局大大改观。五年间工业生产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至此，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在党的带领下，中国这个占世界1/4人口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1954，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加强国家政治、法律上层建筑领域的建设，更好地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成为重大而迫切的任务。为此，毛泽东以很大的精力亲自主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大会的一个重大贡献是一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体现了人民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以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近代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进行的英勇斗争，确认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国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历史变革，确定了中国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政治制度，指明了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继续奋斗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式上致开幕词。新华社图片
宪法进一步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宪法还确立了国家体制的格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
1954年9月20日，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是报告投票表决结果时，全体代表起立热烈鼓掌。新华社图片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从中国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指出：“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今后，“我国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将继续发挥它的作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宣告结束。
出席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们进入会场。新华社图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一项重要内容，是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中国国内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保障各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宪法将民族自治地方规范为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县以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设民族乡。
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等13人为副委员长；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1955，打破外交困局
为了给国内建设创造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党要求在外交方面展开积极的工作和斗争。
为发展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尤其是邻近的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1953年12月，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间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印度与中国西藏地方关系问题的谈判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表述后来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朝鲜停战以后，亚洲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但是，美国不仅不想从朝鲜半岛撤军，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且其海军舰队继续盘踞在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并企图从印度支那地区扼制中国。这种保持国际紧张局势的做法，是不得人心的。1954年4月，由中国、美国、苏联、英国、法国及有关国家外长参加的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召开。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期间，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进行了卓越的外交斡旋，促使会议达成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的协议，法国从越南、老挝、柬埔寨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独立地位。日内瓦会议的成功，使亚洲局势和国际局势进一步缓和，增强了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
1954年6月25日至29日，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周恩来应邀访问印度和缅甸。访印期间，经双方磋商后发表的《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载入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指出：“这些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随后，在访问缅甸期间，周恩来又与吴努签署了《中缅两国总理联合声明》，双方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缅关系的原则，并共同倡议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一般国际关系的原则。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新华社图片
在亚洲、非洲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5年4月，亚非29个国家政府首脑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会议。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在会上鲜明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呼吁各国撇开分歧，为反对殖民主义的共同利益而加强团结合作，受到与会各国的赞同，打开了中国与亚非国家广泛交往的大门。会议通过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吸收了中国代表团的建议，形成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十项原则。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左一）和印度总理尼赫鲁（左三）、缅甸总理吴努（左四）交谈。新华社图片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1953年底提出后，其文字几经斟酌，直至1955年万隆会议才最后确定。万隆会议通过的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
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同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及夫人在一起。新华社图片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表现，使得很多亚非国家了解了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亚非会议后，中国的和平外交不断取得新的进展。至1959年，中国先后与挪威、荷兰、南斯拉夫、阿富汗、尼泊尔、埃及、叙利亚、也门、锡兰等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同芬兰、瑞士、丹麦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日内瓦到万隆会议表明，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日益提高，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中国共产党简史》《文献中的百年党史》《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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